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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第三个关键问题──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

不过，城镇化的力量究竟能不能抵补上面所说的那些因素的力量，还很难说。随着欧债危机的推演、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产业的内迁，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的出口将不会像前十年那样高速增长。

而世界级经济学大师阿西马格鲁的研究也显示，在社会前行的三岔路口，社会演化路径往往是由一些偶然事件（即黑天鹅事件）决定的：比如一场大雪，比如一场传染病，比如政治领导人的心智状态，是不是太愚蠢或者过分聪明、玩弄帝王术太多而大道太少等等……那么，新五条可能成为中国房地产崩溃的黑天鹅事件这一说法是不是危言耸听或杞人忧天呢？各位，要弄清这个问题，一是要透析当前中国房地产面临的约束条件是否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对二手房需求的急剧萎缩，又会导致人们的投资性和投机性需求的急剧萎缩。为什么呢？答案来自5个方面：一是地产死，则GDP增长死。而这种房价下跌的预期一旦形成，人们将会进一步减少购房需求而笔者认为，多发政府债券，不仅提供了一个成本较低的融资渠道，也有助于控制影子银行规模。

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增加以及减税政策推进，政府工作报告将2013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去年的1.5%提升至2.0%。当然，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继续，与早前公布的新国五条相呼应，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于房地产调控的决心没有动摇，相关政策也将陆续推出。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

新增长阶段要上两个台阶中国经济时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些方面？刘世锦：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新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而且是两个台阶，一个产业升级的台阶。为此，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首先是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工业增加值和GDP指标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11000国际元的水平，增速回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这样，培育和启动新增长点很大程度上就转化为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

而要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出现一批创新型的领先或龙头企业。如何处置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是政府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

注意防止经济快落中国经济时报：在这种经济增长的转换期内，可能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如何防范？刘世锦：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的转换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本、韩国等就在这一时期出现过比较大的波动。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长期需求峰值。外有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复杂多变，内有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并使之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促进在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均等，提高社会的纵向流动性，使更多的人通过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更多的创造财富而扩大消费。

——以开放促改革为突破口，谋求更高水平和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就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

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 天花板。与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带动国内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等。

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到达45％。对这样的结果，我们也颇感意外，于是开始考虑其后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在此过程中，政府基本职责是促成和保护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参与重组购并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提供政策支持，并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围绕新增长点展开，抓住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推动改革，产生增长效应，使改革和增长互为促进。其他基础设施领域，如电力、石油、天然气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可能推进类似改革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公共服务方式，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可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在这一背景下，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逐步向社会转移，向社会(包括企业和非盈利组织)购买服务成为大势所趋。

国外成熟经验表明，公共服务购买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公共卫生，养老服务，社区服务，就业促进，保障性住宅，城市规划、交通、环境和其他政策咨询等等。二是通过市场化取向推动公共服务改革。

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政府改革成为推动全方位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把宏观间接引导变成微观直接干预，就会变成政府替代市场，造成对市场的挤出。

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本次大部制改革方案明确了要在理顺政府职能、整合政府职能并形成有效衔接的基础上，建立职能统一的大部制框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政府职能也不断发生变化，给公众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变得越来越迫切。然而，这仅是第一步，下一步如何围绕权力下放，全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政府效率，才是推进政府改革的最核心一环。

数据显示，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用于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正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前者盘活了地方经济，后者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管理改革思潮下出现的。

之所以效果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顺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缓解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进入专题： 放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政府职能转移(放权)趋势：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让利放权。

未来推动政府改革和社会改革走向深入，还需要构建与政府购买服务相关的预算编制、政府采购、竞争性招标等多方面制度。然而，相比发达国家，中国才刚刚起步。这不仅是让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归位的核心所在，也意味着中国将迎来一场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因此，当前最为急迫的任务是，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把许多管理及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和市场，通过切切实实的放权，真正让三者各归其位。

可见，有效放权是实现政府职能根本转变的关键，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也将是难得的制度红利。当前，中国正在步入公共产品供给相对短缺时代。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昨天（3月10日）揭晓，以职能整合、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为大方向的大部制改革正在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大幕。毋庸置疑，中国政府作为强势政府，迅速动员和组织资源，是实现数十年增长奇迹的关键。

另一方面，在提供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产品方面，就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供给不足、效率低下甚至缺位和空位的局面。比较而言，目前中国在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采购主体、资金来源、项目评估、监管体系等方面的标准尚未建立，服务类采购在政府采购规模中占比较低。